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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 jjtao 发表于 2011-02-17 12:28:59

续：应城的农村圈地运动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首要问题

新京报：政府老贴钱，发展能长久维持吗？ 　　李昌平：肯定不能，老贴钱，谁还去做呢？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矛盾，如果基层政府成了经纪人，可能啥事都能做，但也可能啥事都做成坏事；而不挣钱，基层政府又没积极性，啥事都不做。 　　新京报：症结在哪儿？ 　　李昌平：财政体制的问题。如果乡镇都有钱花，那可能就不做经纪人，就去做服务了。现在整个财政体制把乡镇搞得没钱花，而土地收益成为基层政府主要财政来源，所以就要以地生财。 　　新京报：那么国土部的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”政策本身也没有问题？ 　　李昌平：不是占地或者增减挂钩有什么错误。增减挂钩没错误，应该说增减挂钩出台后，我们更应该把这个事做好。现在相反的做不好，就是因为政府的行为变了，变成了经纪人。 　　新京报：应该怎么解决？ 　　李昌平：现在中央要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，要把政府的定位定准。中央财政要给地方财政一定的保证，那才能让基层政府定位在服务者角色，土地整理才能做好。 　　庭院经济非改不可 　　新京报：有专家认为，让农民“上楼”会对庭院经济、家庭养殖等带来不便，你认为呢？ 　　李昌平：集约土地，这是趋势。以后农民家家户户种地将会改变，吉林德惠现在只有5%-10%的人在种地。他们建了现代养殖园，家庭养殖也根本不存在。 　　新京报：是因为庭院经济将不被社会所需要？ 　　李昌平：农民也是人，也需要有个人畜分家的居住环境。10年前60%的农户还养猪，现在是只有20%的人在养猪。这就是变化，我估计再过10年，80%的人都不种地了。便于机械化耕种的平原地区，就不会家家户户去种了。 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现有的农村体制将要改变？ 　　李昌平：可以这么理解。1985年开始，农民进城打工越来越多。所以说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到1985年就已经没作用了。 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农村奔小康应该怎么做？ 　　李昌平：应该增强集体功能，加强农民共同体的建设，可以搞社区建设和治理。 　　新京报：以前的人民公社就是集体经济，最后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，现在这么做，不是开历史倒车？ 　　李昌平：这个说法纯粹是一派胡言。邓小平1992年的讲话，说农村有两次飞跃。第一次飞跃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，解决温饱问题，第二次飞跃是搞集体经济，搞合作经济。 　　一家一户的农业是最原始最落后的农业，朝合作经济、集体经济的方向走是前进。 　　节余土地收益归民 　　新京报：但为什么现在一些农民不愿意“上楼”，也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宅基地？ 　　李昌平：这个问题分两方面讲。一是农民内部，各家各户宅基地大小不一，所以矛盾大，拆迁不顺利。二是政府压缩农村宅基地后，收益分配没让农民参与。 　　新京报：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？ 　　李昌平：压缩出来的地依然应归农民，政府不参与分配，由农民自己来分配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 　　新京报：怎么才能引导或规范地方政府多顾及农民利益？ 　　李昌平：中央要让地方政府吃饱，要让地方政府变成公共服务者，而不是让地方政府成为企业。中央要用服务性的政府指标去考核地方政府。 　　农民宅基地不是唐僧肉 　　郑风田认为应遵循农民自愿原则，为宅基地确权以市场化流转 　　中央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明确和赋予农民宅基地以完整的物权，同时，积极试点，探索宅基地进入市场的流转办法，确保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。 　　一些地方只占地不复垦 　　新京报：目前一轮“农民集中居住”、“宅基地换房子”的举动，有人称为新圈地运动，你认为呢？ 　　郑风田：当然是，不管以什么名目，其核心都是在侵吞农民的宅基地权益，都应该打住，毕竟农民的宅基地不是唐僧肉。 　　新京报：这场圈地运动的动力是什么？ 　　郑风田：核心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缺，耕地的18亿亩红线又不能突破，于是都打起宅基地的主意。 　　新京报：据你们调研，“农民集中居住”这种做法始于何时何地？ 　　郑风田：始于江苏，2001年前后，苏州、无锡等地富裕乡镇出现农民集中居住试验，当时是为了改善农村居住环境。后来江苏全省推广。此后，随着“新农村建设”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。 　　新京报：你如何看待国土部的“增减挂钩”政策？ 　　郑风田：这本来是为增加耕地的一项积极措施，但在操作中，由于政策漏洞，农民宅基地权益变相被侵害。 　　新京报：政策存有什么漏洞？ 　　郑风田：本该是先复垦，再占地。但由于政策允许先占地，三年内复垦归还，导致了很多地方只顾占地，不按时复垦归还。 　　新京报：各地执行时还存在哪些问题？ 　　郑风田：有的擅自扩大试点范围，有的违规跨县域调指标等，大多违反规定的最终指向都是农民宅基地。 　　“已出现上楼致穷” 　　新京报：就农民集中居住而言，是利大还是弊大？ 　　郑风田：这个是需要仔细分析的，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说，强制推进集中居住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。世界银行研究指出，人均GDP小于500美元时，农民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经营土地为主，当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，农民土地的商业运作和市场价值才能开发体现出来。 　　新京报：现在我国农民是否合适集中居住？ 　　郑风田：目前，我国庭院经济和家庭畜养还是重要收入来源，如果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，就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生活。 　　新京报：会影响农民收入？ 　　郑风田：是的，农民住上公寓楼，收入会减少，支出却在增加，水要买，菜要买，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农民“上楼致穷”的现象。 　　地方不执行中央文件 　　新京报：现在农村居住分散，形成很多空心村，集中居住可以节约土地，这不是好事吗？ 　　郑风田：这要因地制宜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，尊重农民意愿。 　　新京报：现在城市用地紧张，农村节余的土地与城市进行增减挂钩，这是否合理？ 　　郑风田：这应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，而不是简单挂钩。 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这是土地收益归谁的问题？ 　　郑风田：长久以来，在民间就一直有宅基地继承的传统。某些地方仅仅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收回农民的宅基地，造成了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严重侵害。 　　新京报：事实是农民一搬走，宅基地收益归了政府。 　　郑风田：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采取的是“置换”，而不是征地，大家是通过置换让自己住得紧凑些，自己做了付出才有了节余的土地。 　　新京报：现行政策对农民权益有无明确规定？ 　　郑风田：有，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：“有序开展农村土地整治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严格限定在试点范围内，周转指标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统一管理，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后节约的土地仍属农民集体所有，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，确保复垦耕地质量，确保维护农民利益。” 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中央文件无法保护农民权益？ 　　郑风田：关键是地方不执行，而农民又不熟悉文件，这样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，吃亏的是农民。 　　宅基地补偿普遍不足 　　新京报：现在各地的　“集中居住”等做法中，普遍存在什么问题？ 　　郑风田：普遍存在着地方政府对宅基地补偿不足。 　　新京报：具体怎么表现？ 　　郑风田：主要表现在：一是只对农民“合法确权”的房屋面积给予安置补偿，对超出的面积仅仅按成本价补偿，有的甚至不给予补偿；二是对宅基地不给予补偿，或只给予“合法确认”面积补偿；三是安置房一般还是集体土地产权证，不能直接上市交易，如果要变为可上市交易的房产，还必须补缴一部分土地出让金；四是补偿标准偏低，农民得到的补偿与同类同地段的商品房价格相比，与土地拍卖出让的价格相比，差距悬殊。 　　新京报：该怎么解决？ 　　郑风田：从国家角度，中央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明确和赋予农民宅基地以完整的物权，给农民发放统一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宅基地证书，同时，积极试点，探索宅基地进入市场的流转办法，确保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。 　　“圈地风刹不住” 　　新京报：圈地情况能否遏止？ 　　郑风田：肯定会有增无减，现在又提出小城镇化，必然又要占用土地，占补平衡、增减挂钩不会结束。 　　新京报：该如何保证农民利益？ 　　郑风田：在宅基地腾退时土地收益要保证，农民上楼后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，现在很多政府都不解决，顶多给上个社保，也不承诺就业。政府可以引进项目，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，他们也不必进城打工。 　　新京报：有些地方提出“宅基地换保障”，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法？ 　　郑风田：这不合理，享受社保是每个公民的权利，不能以牺牲宅基地为前提。不明白的还以为农民真的得到好处占到便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