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近访杨小运：从"种粮状元"到"大米品牌" |
| 长江日报 2005-8-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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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杨小运，上世纪8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。当年，作为应城县杨河公社大队的普通农民，他因为向国家超卖万斤粮，成为“种粮状元”、全国农民先进典型。8月初，记者走访了现任应城市农办副主任的杨小运。
; 对于自己的身份，他笑道：“以前是种粮状元，现在是大米品牌。”
2003年，家乡杨河的粮食收储公司征得杨小运同意，将经营的优质大米全都冠以“杨小运”牌。“杨小运”牌大米投入市场来，畅销粤、桂、湘等10个省市，经常有经销商在当地排队等货。
杨小运说，“我们的协议是3年免费，3年到期后，根据市场的效果再谈报酬。”其实，杨小运很需要钱，他的一子一女正在上大学和高中，妻子没有工作，家里的开支全靠他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。
虽然现在不再种粮了，他仍然关心“三农”。他说，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，是农村发展的第二个“拐点”，第一个“拐点”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，“两个拐点都是让农民得到大实惠的关键，当年我能超卖万斤粮，就是因为有‘分田到户’”。
二
杨小运说：“当年，分田到户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”
1976年9月，19岁的杨小运当上了生产队长。当时，他所在的大堰大队六房生产队有21户108人，耕地240亩。因为队员种田积极性不高、水平低，每年4万公斤的国家征购任务完不成，还要吃返销粮。
1980年秋播之前，他开始偷偷尝试“分田到户”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空前地爆发了，这一年不但完成了征购任务，农民也有粮吃了，不少农田的亩产由原来的200多公斤达到了500公斤。杨小运带着全家6口人承包20亩田，当年产粮1万公斤，全家净收入2000元。
这件事传开后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“当时，管理区一个领导知道后还大发雷霆，要我们纠正错误，把田都收回来。”1982年，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结束了这场争论。
“实际上，当年应城县交粮最多的并不是我。”杨小运说。但是，“想买辆自行车”，使他成了媒体焦点。
1981年8月，杨小运在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后，把超产的5000多公斤粮食也卖给了国家。应城县委办的瞿科长下乡调研时，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他摸着脑袋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我想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”
当时，自行车属紧俏的计划商品，凭票供应。县领导闻讯后，对商业局长说：“一定要千方百计满足。”县委农工科科长胡跃进就此写了一条100多字的新闻稿——《种粮状元超售万斤粮，只想买辆自行车》，登在了《孝感报》上，引来省和中央媒体对他的关注。
消息传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，引起了一场讨论，工人们提出：加班加点劳动，用超产自行车满足农民兄弟的需求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媒体再次予以报道，在全国掀起了“工农互相促进，各自挑起重担”的热潮。
年底，杨小运花169元，如愿以偿地骑上崭新的“永久”车。随后，应城许多农民争当“种粮大王”，县里还定下“名牌车奖售粮大户”的政策，到1984年，全县出现十多个家家都有“永久车”的“永久村”。
三
杨小运成了“新时代”著名的农民典型，先后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、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。1983年，他还被推选为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，先后受到了李先念、万里、王任重、陈丕显、王兆国等领导接见。他当年的售粮凭证，也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。
杨小运说，当上村支书后，深感水平不足，一心想上大学。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崇淮、张文才知道了，推荐他到武汉大学学习。当时的武大校务会经过讨论，以“他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了特殊贡献”为由，特批他免试入学就读。
1987年，杨小运成为武大经济管理成教班的学生。刚开始时，他底子薄，跟不上学习进度，付出了比同学多好几倍的努力。他长年住校，除了双抢和逢年过节，很少回家，每天要花10个小时读书，下课就借同学的笔记抄，有不懂的地方，就请在武大读书的小老乡刘爱松、刘祥生来辅导。后来，在全部22门课程中，除了微积分考了三次，其他21门课都是一次过关，他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。
接受采访那天，杨小运刚从乡镇督办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回到市内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当上了国家干部，从管理区主任、书记到杨河镇副镇长。现在，他作为市农办副主任，负责全市的农技推广、水利和抗旱等工作。每次乡镇出现旱情，或者土地延包发生了纠纷，杨小运就要扎到田间地头，进行大量的协调。他说：“过去种田时只操心自家的20亩田，当生产队长操心的是200亩，如今操心的是全市6万多亩。”
1993年，杨小运在巡检管理区当总支书记时，推广农业综合开发，鼓励农民从事粮食加工，就地转化余粮。现在，那里已出现了20多个大的粮食加工企业，每年加工粮食3000多万斤，成为周边粮食加工的中心。对此，杨小运感到特别欣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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