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杨小运：请奖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|
| 应城网 2008-12-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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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奖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”
——杨小运回忆当年“私下”分田到户
荆楚网消息 (湖北日报) ：
“不把分的田收回来，就开除你母亲的党籍”
1976年我19岁，开始当应城市杨河公社六房生产队队长。队里有24户，110口人，250亩耕地。在那个“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”的大锅饭时代，不仅每年8万斤的国家粮食征收任务完不成，每到青黄不接时，家家揭不开锅，还要靠吃返销粮过日子。1980年，我冒着被扣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帽子的危险，偷偷把田分到户，当年就立竿见影，不仅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，群众还人均分了630斤口粮，父老乡亲第一次填饱了肚子，个个喜气洋洋。
我分田到户的消息传出去后，有人指责我年纪不大，胆子不小，还扬言不把分的田收回来，就开除我母亲的党籍。我顶住压力，请管理区、公社和县里下来调查的干部到庄稼地里去看，去转，去实地评判好坏。
事实胜于雄辩。1981年，我们空前大丰收，全队共打粮食25万斤，户户完成国家任务，家家超卖公粮，在邻队、邻村和邻近公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。从此，应城县分田到户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出现，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。
“超卖万斤粮发票，至今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”
1981年，我自己承包“分”得22亩4分田。由于精心耕种，细心管护，当年也获大丰收。我家8530斤国家粮食定购任务，只用小麦和早稻就完成了。中稻、晚稻还可以收15000多斤，留下口粮和种子，可向国家超卖万斤粮，这在当时湖北农村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。县里问我超卖万斤粮有什么要求，我想也没想就说：想要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。这个要求在今天看起来不足挂齿，就是供应一台汽车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可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，名牌自行车供不应求，一个农民要买到它是难以想象的。
那年9月20日，我请来湾子里的人，将晒干扬净的谷子装了70多个麻袋，推着7辆人力板车，浩浩荡荡地向公社粮站进发，经过检验、过磅，共计交售粮食10380斤。
超卖万斤粮的原始发票，至今还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。
“我成了农民兄弟向工人‘老大哥’挑起竞赛的典型”
时任应城县县长的范浩清满足了我的要求，为我特批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当时的价格是169元，现场采访的媒体及时进行了报道。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厂厂长王永昌又携5辆自行车专程来应城，提出再奖励我一辆自行车，并说不要钱。我说，我们要的是指标，希望工人老大哥生产出更多我们农民兄弟需要的优质产品。应城县为答谢上海工人的深情厚谊，派出范县长为首的代表团回访上海，受到了上海自行车厂近千名工人和媒体的夹道欢迎。《人民日报》将此事上升到农民兄弟向城市工人老大哥“挑战”，工人老大哥积极应战的高度。由此，我的名字家喻户晓。
自上海回来后，我于1981年11月出席了共青团中央召开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，并作为突击手代表宣读了《倡议书》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、李先念等亲切接见。1983年，我被评为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。同年6月，我又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“希望杨小运牌大米卖得好”
2002年6月，杨河镇党委、政府实施名牌战略，以我的名字命名，注册“杨小运”牌大米，并由镇粮食储运公司投入100多万元，发展粮食加工。没有想到，杨小运这个名字今天还能发挥余热，为推动地方粮食产业发展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贡献。
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30年来，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亿万农民逐步走向了小康生活，我也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里程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没有农村的改革开放，也就没有我杨小运的今天，也没有广大农民的今天。
农村改革发展越来越好，希望“杨小运牌大米”卖得更好。（记者 郭习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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